[摘 要] 當前中國媒體存在角色錯位和身份危機，已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既接通不了傳播全球化的網(wǎng)絡，也趕不上國家現(xiàn)代化的步伐；既同傳統(tǒng)身份漸行漸遠，也與現(xiàn)代身份若即若離。大眾傳媒因為角色沖突與身份危機，產生了認同飄忽與失語癥、焦慮、“弱智”與功能性運作等病態(tài)，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危害，導致了媒體公信力與社會聲望的下降，甚至到要被公眾擯棄的地步。因此，必須重新認識中國媒體的屬性和身份，從媒體核心價值的建構、對各種他者因素的吸納、加強媒介教育和批判等方面，主動設計和重新定位中國媒體正向、健康、和諧、統(tǒng)一的能夠適應社會變化和

二、中國媒體的角色沖突
    由上文我們可以看出，在中國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中國媒體面臨著多種角色的要求，但是這些角色要求并不是統(tǒng)一的和平衡，它們之間存在著種種的沖突和矛盾。主要表現(xiàn)為以下幾種情況。
    1、政府代言人角色和市場主體之間的沖突。作為政府代言人，首先應該追求最大的政治利益和最佳的社會效果，有利于政府所要求的社會整體秩序的建立。但是，作為市場主體，媒體追求的是最大經濟利益的獲取，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維護媒體的自由競爭和自主決策權。在雙重壓力下，媒體不一定能在兩者之間取得最佳的平衡，有時也會產生各種矛盾和沖突，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
    2、政府喉舌角色與公眾代表角色之間的沖突。理論上，政府的目標是和人民利益一致的。但是從現(xiàn)代社會理論角度來看，由于政府追求的是社會整體的合理性，但是人民或者公眾的概念又不能涵蓋所有的具體個體和集體的“公眾”。特別是有時候某些社會個體和集體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又和政府的整體目標沖突；還有政府本身決策失誤，公眾要求超前和不理性等等情況。一旦政府和公眾就處于某種矛盾狀態(tài)，就會引起媒體的角色沖突。
    3、公眾代表與市場主體的角色沖突。媒體作為市場主體是要追求經濟利益的，但是作為公眾代表卻要表達公眾聲音，表達一個社會正義和公正的立場。兩者目標取向并非完全同一，發(fā)生沖突勢所難免。比如，當作為某個媒體的重要經濟來源的某一廣告商侵犯了一部分公眾的利益，那么媒體應該站在哪一邊呢？這有時是一種艱難的選擇。
    4、全球化帶來的沖突群。全球化帶來的第一個沖突就是全球化媒體和本土化媒體的沖突。媒體應該認同自己作為一個全球信息傳播者的形象？還是作為一個有特定的地理邊界、政權統(tǒng)治、民族文化傳統(tǒng)和特色的中國媒體的形象呢？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同時全球化會放大和凸現(xiàn)某些原來已經存在的沖突，使得各種沖突糾纏在一起。
    因此中國社會的自我轉型和全球化趨勢的浪潮把中國媒體推入了一個巨大角色沖突場，在這些錯綜復雜的力量沖突中，中國媒體處于一個極其尷尬的境地，產生了身份危機。

三、中國媒體的認同紊亂和身份危機
    “只有面臨危機，身份才成為問題�！盵11] 長期以來，中國媒體不存在身份問題，媒體的強勢角色認同一直是政府喉舌，這實際上成為了媒體主導且唯一的認同來源，這種認同整合了所有可能存在角色力量，使中國媒體的角色地位和社會期望及媒體行為之間取得了空前的一致，身份或者認同根本不成為問題。但是，隨著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民主化進程的提速和全球化趨勢的凸顯，媒體原有的身份被解構和淡化，新的角色要求得到表達和認可，暫時還缺乏一個具有整體性的身份界定來統(tǒng)一這些角色力量，身份失去平衡，面臨危機，對于媒體來說，“我是誰”作為一個身份問題就被提出來了。
    1、新的認同定位。中國媒體面對這么多角色沖突，媒體曾經試圖通過自己的傳播行為來確認自己的身份。它一方面是追求國際性。遵循國際標準；在中國推銷國際主要是西方的時尚、文化和生活方式；自覺充當國際訊息傳播者的角色。外國訊息，外電報道實際上占據(jù)了中國媒體的太多版面和時間 [12]，設定了中國媒體國際報道的議程 [13]。
    另一方面是追求商業(yè)性。媒介集團紛紛成立，經營意識日益強烈；發(fā)行、廣告、觀眾爭奪戰(zhàn)烽煙四起；觀眾被當作收視率上的數(shù)字被賣給廣告商；許多東西都可以作為媒體獲取最大利益的工具和手段。
    國際性和商業(yè)性又是相通相連的。比如，中國電影去國外電影節(jié)參加評獎，想獲得海外市場，更加重要的是爭奪國內市場，一旦獲得了國際獎項，國內票房也會上升。還有當前媒體的某種集體懷舊風格，就是為了迎合全球化趨勢中某種全球化的“鄉(xiāng)愁”[14] 情緒。但是，在國際性和商業(yè)背景下生產的媒體內容，并不等于媒體真正的自我認同，甚至可能反映了媒體的身份分裂。媒體的懷舊風格，不等于媒體認同過去的形象與價值觀，而是這種被迫扮演的角色在觀眾中有市場。
    2、身份整合失敗。中國媒體對全球性市場主體身份的過度強調，實際上是一種認同的偏移，在其它的角色力量還在場，具有強大的力量的情況下，遇到了頑強而有力的抵抗。引發(fā)各種矛盾，新身份缺乏堅固的社會基礎，整合失敗。
    丁剛在《中國媒體替誰說話》中認為中國媒體在接受美國媒體的報道議程和報道內容以及話語風格時，可能一不留心成為了美國政策的“傳聲筒”。[15] 有悖于國家利益。文章發(fā)表后，立刻引發(fā)熱烈討論。外交部長李肇星說：“等了好久，等到了上個月《環(huán)球時報》丁剛的文章。丁的問題是，媒體應為誰說話？回答是，要實事求是，為自己的祖國說話，而不應盲目追逐洋時髦，隨洋新聞之風而搖擺。這里的立意其實很淺顯，但由于說的人少了，便十分難能可貴。深刻的道理和美的東西一樣，往往是簡明樸素的。我想把波蘭科學家居里夫人的一句名言稍加變動，說：‘新聞是沒有國界的，新聞記者是有祖國的’�！盵16] 國家意識具有十分強大的力量，媒體必然感受到了來自政府的壓力，這會對媒體過份追求西方化和市場利潤帶來一定的鉗制。同時，民族國家角色的要求必然會伴隨全球化的角色要求同步出現(xiàn)，兩者是如影隨形的。有著幾千年歷史的民族文化記憶是不會突然消失的，這種民族文化記憶反而在全球化的刺激下變得更加清晰。必然會要求在媒體的內容、風格和形式上等方面獲得足夠的表達空間。
    媒體過于明顯的利益驅動傾向，也會引起大眾廣泛的不滿和反抗。媒體宣揚的“上流社會價值觀”、“中產階級趣味”和“小資情調”，實際上是中國“新貴”的形象述求，也是媒體的心理投射的結果（我們知道，媒體主創(chuàng)人員也屬于“先富起來的”的一個群體）。因為“新貴”是廣告商述求的對象，他們才是有真正購買力的人群。然而，如果說“新貴”代表了資本這個物質現(xiàn)實在量上的優(yōu)勢，那么在中國還有另外一個更大現(xiàn)實狀況，包括農民、下崗工人、城市低收入者和打工者在內的中、收入甚至貧困的人群擁有人數(shù)上量的絕對優(yōu)勢。雖然媒體可以用遠離現(xiàn)實的電視劇和過量的娛樂來疏導他們的情緒；用一個光明和天堂般的世界來欺騙公眾；用“民生新聞”[17] 和“紀錄肥皂劇”[18] 等偽平民主義來博取人們的好感，或者用負面社會新聞來迎合大眾的窺視欲望；把陰暗面“他者化”來轉移這種無名的仇恨。但是只要這種無名的焦慮得不到真實的反映和正面的精神文化表達，問題就無法得到根本的解決，不滿和反抗就不會停止。
    媒體全球化趨勢和市場要求也存在著微妙關系。面對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主義情緒升溫，媒體對民族主義的表達滿足了市場最大化的目的，獲得了觀眾共鳴，吸引了受眾眼球，實際上卻產生了反全球化的效果。說明在全球化要求和媒體的市場要求之間，媒體的賺錢欲望往往壓倒一切。
    3、身份危機。社會心理學研究指出，在復雜的經驗中，屬于兩種或者以上相反的“參照團體”或“參照環(huán)境”的人，會體驗到嚴重的心理沖突，產生身份危機，表現(xiàn)為“一種因無法調和和分裂的元素而在某些人格中造成的心理混亂�！盵19] 據(jù)此考察中國媒體，其處于多種角色要求難以平衡的沖突處境中，新的主導認同由于其偏向性、缺乏足夠中國現(xiàn)實國情基礎，難以統(tǒng)合其它的角色要求，產生“意識”分裂，陷入身份危機，簡單的說就是不知道自己是誰，出現(xiàn)一些危機癥狀。
    （1）認同飄忽和失語癥。媒體在行為中經常出現(xiàn)某種認同混亂的現(xiàn)象。就像一棵墻頭草一樣，風吹兩邊到，缺乏統(tǒng)一的立場，隨著情境的變化不斷的轉移自己的角色扮演。
    媒體的內容本來應該是多種多樣，但是必須要從一個相對統(tǒng)一的身份立場出發(fā)，才可能獲得某種一致的傳播風格和精神面貌。當前的中國媒體就是缺乏一種比較穩(wěn)定和統(tǒng)一的立場和風格，也就是說沒有通過對各種角色要求的整合努力，形成媒體自己獨立的身份特征，在不同的情況下，總是由一個他者的聲音填充了自己的話語空間，結果就是立場的飄忽不定，到什么山頭唱什么歌，患上了典型的失語癥。
    播報國際訊息時，采用外國標準，一副西方化的姿態(tài)；回到國內重要消息，馬上換了一副政府的面孔。而某些本土節(jié)目，則是方言土語，一副土著形象。[20] 這種在節(jié)目和新聞播報中使用地方方言的熱潮，既不符合全球化的要求，也不符合國家政府要求 [21]，這就是認同飄忽。還有媒體的“克隆”、模仿的潮流，缺乏新意，枯燥乏味。充分反映了媒體失去了自己獨特的表現(xiàn)力和話語創(chuàng)造力。臨時的單向認同和盲目跟風，既不能解決媒體現(xiàn)實問題，也無法化解它的身份危機，只會引發(fā)新的危機。
    （2）媒體焦慮。當前中國媒體籠罩著一種強烈的焦慮感。有人總結為“媚俗嚴重、跟風劇烈 、炒作成風 、競爭無序 、政策博弈”五個方面。[22] 媒體工作人員每天不斷的趕新聞，趕節(jié)目，無盡的工作伴隨著強烈的倦怠情緒；而媒體之間也好像處于一種無盡的發(fā)行、制作、爭奪觀眾和市場份額的競賽中。表面上看來是嚴酷的市場競爭的結果（生存原因）。但是深層原因卻是媒體新的身份無法統(tǒng)一其它的角色要求，導致了對資源的盲目搶奪，不能獲得精神文化上自足感和成就感（自我價值感的失落）。于是“個人的無意義感，即那種覺得生活沒有提供任何有價值的東西的感受，成為根本性的心理問題�！盵23] 這種心理問題就是焦慮。<因此從身份角度來說，媒體的生存危機還不是主要方面，而更加嚴重的是生存的唯一目的性導致價值感的失落。利益驅動排斥了其它角色需求，把所有其它的角色要求化為自己獲取利益的工具或手段，這樣就失去了其它角色目標所提供的價值支持。但是其它的角色要求并沒有失去其力量，不斷的給媒體造成壓力，而媒體又不能有效和正向的整合這些要求。既失去了這些精神文化和倫理因素的意義支持，壓力又持續(xù)上升，媒體陷入了觀念、行為的嚴重精神分裂狀態(tài)，導致身份危機，產生焦慮情緒。這種焦慮情緒又產生了媒體身份危機的另一個特征。
    （3）媒體弱智。雖然“弱智”具有典型的情緒化和論戰(zhàn)風格，減弱了其理論分析力。但是，我們認為其從某種意義上指出了媒體的一些病態(tài)現(xiàn)象：即媒體缺乏獨立品格；節(jié)目內容的兒童化和泛娛樂化傾向；信息傳播的反智現(xiàn)象。這是媒體應對焦慮情緒的消極辦法。放棄獨立品格，避免對對社會現(xiàn)象進行深度的反思，無疑可以使媒體在面對如此激烈的角色沖突時處于一種客體化的位置。這種自我客體化的行為又可以使媒體在真實的現(xiàn)實和角色沖突中暫時逃避焦慮情緒的壓迫。媒體又從自我客體化退化到“弱智”和兒童化的狀態(tài)，有利于避免自我認同的痛苦沖突。“弱智”的兒童化狀態(tài)也給媒體留下了一個較大的回旋空間，四處討好�！皟和�”容易得到原諒，媒體安全得到了保證；一個兒童化的觀眾整體令廣告商信服，獲得市場利益。而兒童化、游戲、笑似乎也暗合一種西方所謂“后現(xiàn)代的文化”思潮，呼應了全球化角色要求；能逗得觀眾一樂，公眾的需求好像也得到了考慮。但這些都僅僅是權宜之計，難以解決媒體的根本問題。
    這個時候的媒體可以說完全失去了方向感，進行的是一種“功能性飛行”，像無頭蒼蠅一樣，亂飛亂撞。這種功能性運作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媒體的類生物性功能，也就是前文我們提到的媒體的純功能性傳播角色，這種角色對于媒體來說是一種比較普遍和一般化的規(guī)定，不具有身份的影響力。二是簡單的經濟動因，經濟利益的目標幾乎成為了媒體的終極目標，一切都是為了獲利，但是這是短暫的，脆弱的，是無法獲得真正的自我滿足感。
    4、不良的社會影響。當前中國媒體的身份危機，使其進退維谷。既接通不了傳播全球化網(wǎng)絡，也趕不上國家現(xiàn)代化的步伐；遠離了傳統(tǒng)，也難以現(xiàn)代。導致媒體的公信力喪失和社會身份迷失，損害了媒體的崇高地位和社會聲望，嚴重到被大眾擯棄，最近對媒體的怨言和批評話語的升溫就是一個警示。
    然而，更加嚴重的是不良社會影響。媒體對社會有重要影響力，在當前的社會轉型期影響力更大。那么媒體的認同紊亂和傳播失序，可能對社會造成嚴重破壞。重則損害國家利益和安全，擾亂民心，破壞穩(wěn)定。輕則誤導大眾，引起民眾認同混亂，推崇消費文化，迎合大眾的低級感官趣味，放大了一些不切實際的自我幻想，阻礙了大眾的真實體驗和感受向更高層次的精神文化轉化，停留在基本的生物性和經濟性動因的狀態(tài)，導致整個社會的反智傾向。

四、重建中國媒體身份平衡狀態(tài)
    中國媒體處于身份危機，嚴重危害國家和人民利益，急需調整。同時處于危機狀態(tài)有時不一定是壞事。社會在發(fā)展，身份本身就是一個不斷破壞和重建的動態(tài)平衡過程。媒體的身份危機狀態(tài)提供了一個良好契機，讓我們能夠主動設計和重建統(tǒng)一和諧的媒體身份，適應新時代的要求。因為身份“不是給定的，同時也是我們自己的設計”。 [24]
    1、準確定位�！爱敶�認同是指現(xiàn)代人在現(xiàn)代社會中塑造成的、以自我為軸心展開和運轉的對自我身份的確認” [25]。
    就中國媒體來說，要想建立中國媒體完整和諧統(tǒng)一的身份特征，前提是必須確定中國媒體身份的自我認同中心。
    如前所述，媒體全球市場主體認同偏向，不具有統(tǒng)率其它的媒體角色要求的能力。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為中國媒體自我認同的中心應該首先回到民族國家也就是“中國”的主導立場上來。原因很簡單，全球化化趨勢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全球化中的游戲規(guī)則是別人制定的，而中國實際上處于被動地位和守勢，如果失去自己的立場，必然成為別人的附庸。因此，國家和幾千年的優(yōu)秀文化作為天然抵制場 [26]，在我們匯入全球化的潮流時，有利于保護我們的利益，減少全球化的負面影響，保持我們的特色，真正走向世界。
    從媒體角度來看，發(fā)展中的國家有一個共同的弱勢，即它們無力影響全球傳播的議程，這一議程的設置和執(zhí)行還將由世界上發(fā)達國家來承擔。同時，連美國等發(fā)達國家的媒體也注意在全球化中維持其國家中心意識。它們是自我中心主義的，并沒有世界主義，我們跟上去世界一把，正中其下懷。 [27]
    同時，也要建立媒體作為社會公器、最廣大民眾衛(wèi)士的主導地位。即“媒體的首要作用是確保一個現(xiàn)代社會的民主制度的健全”；“新聞學的核心原理是公正性。”[28] 這是基于中國最大的物質存在現(xiàn)實，那就是中國的占最大多數(shù)還是那些中底收入的大眾，包括那些還掙扎在溫飽邊緣的社會底層人群。堅持這種自我定位，一是可以對政府實行一定的監(jiān)督作用，防止他們成為政府某些宏大而并不合理政策的犧牲品，維持社會公正。二是可以防止全球化的一些虛幻和不切實際的標準成為我們的主導標準，導致我們落入“全球化的陷阱” [29]。三是以此來化解市場化無所顧忌的獲利欲望。
    2、融合“他”“我”。身份的構成涉及關于“他”“我”之間復雜關系，拉康指出“鏡像階段”在形成自我意識中的重要性,而自我意識恰恰是在“他者”的觀照下形成的。[30] 一個民族的自我意識和文化身份正是在一次又一次與外來民族、外來文化的接觸、碰撞、沖突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愛德華·薩義德在提到自我身份的建構時指出,自我身份的建構總是牽涉到與自己相反的“他者”身份的建構,而且總是牽涉到對與“我們”不同的特質的不斷闡釋和再闡釋,每一時代和社會都重新創(chuàng)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決非靜止的東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人為建構的歷史、社會、學術和政治過程,就像是一場牽涉到各個社會的不同個體和機構的競賽。[31] 只有在對于自我相關的他者的重新闡釋和重新創(chuàng)造而不是單向度占有之中,我們才可能成為充滿風險的競賽獲勝者,才能夠有希望彌合自我碎裂的身份,獲得完整意義的生存。因此身份建構是和外部影響分不開的，任何身份的建構過程都是“我”中有“他”的。對于媒體來說，重建身份平衡的狀態(tài)，就是是要以其存在的物質存在現(xiàn)實為自我的基礎，努力吸收融合各種新的“他者”因素，構建一個身份整體。[32] 這個新的中國媒體的身份應該是，以中國最廣大民眾的代言人、社會正義和公正的維護者、具有中國特點的社會精神文化的引導者和創(chuàng)造者作為其核心的“自我”表征，充分整合和吸收全球化要求、市場主體和政府代言人等角色要求而構成的一個更加和諧、豐滿與合理的身份整體，達到一種“和而不同”的境界。
    3、媒介教育與批評。從某種意義上看，身份實際上是一個社會保持良性運轉必要的觀念性工具，對于媒體來說重要的是其身份是否符合當前的物質存在的現(xiàn)實，是否有利于健康精神文化的建構。因此要想建立一個和諧完整積極的中國媒體身份，有必要加強媒介素質教育。這分為幾個方面。
    一是媒體人才培養(yǎng)。媒體畢竟是由人來運作的，人才是媒體最重要的資源。通過教育，使“媒介人”建立關于自己和中國媒體的健康清醒的身份意識，認識到中國媒體的身份現(xiàn)實基礎，并能夠開放性的看待中國媒體的身份構成，肯定有助于一種正確的中國媒體身份的建立。
    二是公眾媒體教育。在大眾傳播活動中，公眾的接受不僅僅取決于媒介的內容和形式本身的性質和結構，而且還取決于公眾對媒體的認知，兩者是互動的。由于媒體的固有的權威和優(yōu)勢地位，可能導致公眾處于一種極其被動的處境，由此產生“無知的受眾”、“兒童般的受眾”。加強對公眾的媒體教育，不但有利于公眾了解媒體的特征，處理好與媒體的關系，更好更有效積極利用媒介，幫助自己成長、學習、工作和生活，成為主動的觀眾。對于媒體來說，更加主動和清醒的，具有一定的批判識別能力的觀眾將有助于媒體正向身份的建構。清醒的公眾就不會落入媒體的快感陷阱，也不會甘心成為無名的沉默群體，他們會運用自己的媒體認識，進行自我陳述，表達自己的真實合理要求和聲音，迫使媒體認清自己的身份根基所在。
    三是媒體批評。媒體批評既是媒體教育的一部分，也是媒介教育的結果�？陀^合理的媒介批判能夠使公眾建立一種清醒和批判接受意識，從而對媒體起到監(jiān)督的作用。同時大量的批判的聲音不應該看成是對于媒體的敵意攻擊，應把它作為與媒體相對的“他者”力量，督促媒體認清自己的真實身份狀況，切實承擔起自己的使命和責任。